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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发布时间:2018-12-26    


李 姹

[摘要]  过于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是民事再审程序的突出问题,忽视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利益,导致了再审程序的任意性太大。同时,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由于立法规定存在种种弊端与不完善,故缺乏可操作性,已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和程序公正。为维护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针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试着民事再审程序进行规范和限制方面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措施。

[关键字]  民事再审程序  问题研究  改革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调解,因本院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决定再审、提审或指令再审,因当事人或其他有权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的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符合法定再审情形,或因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符合法定情形而依法提出抗诉,进行再审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它作为审判的一项特殊补救程序,其设立宗旨是为确保法院裁判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已加入WTO,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内在不足和外在缺憾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彰显。民事再审程序由于自身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合理和制度的缺陷,加上理论界的争议又颇多,使其在审判实践中走向一种无限制、失规范的尴尬境地,不仅给审判实践带来操作上的困难和不规范,一定程度上也滞阻了民事再审程序纠错功能的充分发挥,重要的是造成案件“终审不终”, 动摇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于是,改革民事再审程序的呼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日益高涨,并成为近年来激烈争鸣与探讨的论题。笔者通过大量的材料阅读和分析对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如何进行改革提出了一些拙见,仅作抛玉之砖。

一、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对于确保司法权的良性运行,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情况的复杂化,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变化莫测的社会环境,它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现,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法院可以凭职权主动发动再审。

我国民事诉讼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本院已生效的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均可发动再审。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与国际上通行的民事诉讼理论发生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大。理由如下:

1、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众所周知,法院行使权力的被动性,即法院只能以消极主义的方式行使的被动性,法院实行不告不理,告什么理什么的原则。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对生效的裁判,即使有错误,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在当事人权衡利弊放弃再审请求权的行使的情况下,法院若强行予以干预,不仅会违背法院以消极主义方式行使权力的特性,同时亦构成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还会出现提起再审而给当事人增加的诉讼成本支出可能大于当事人因再审而获得的利益的情况。

2、过多地牺牲了裁判的既判力。一般而言,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即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以通常程序就该案件再为争执,以期维护法的稳定性。由于再审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终结以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判决的既判力。为了维护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补救程序,再审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法院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有错误都应当予以纠正,只要生效裁判被认为有错误就意味着就应当再审。如此导致诉讼不能终结,任何终局的判决都不具有既判力。

(二)检察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再审抗诉权。

三大诉讼法皆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再审抗诉权,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于法律在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绝对权威的基础上并未就再审抗诉权的行使的具体程序加以规范,以致于在检察院看来,它们不仅拥有对法院所有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而且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调阅案卷、出席庭审、发表辩论意见等各项活动,致使法、检两家冲突愈演愈烈。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形,人民对检察院再审抗诉权,尤其是在民事再审抗诉权继续保留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质疑的理由如下:

1、民事案件大多为私益纠纷案件,对与私益纠纷之解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各方的意愿,而不应是检察院主动的再审抗诉,这同样是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这个道理和法院提起再审将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道理一样。

2、检察院对一般民事案件发动再审容易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从民事诉讼的结构看,原、被告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法院居中裁判,法院与原、被告之间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模式;在法院和原、被告之间的等腰三角形构架中,如果再加入一个检察院,虽然希望检察院也扮演一个中立的监督者角色,但在检察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检察院既然抗诉,也就是对既定裁判提出否定,希望原定裁判的“错误”能在再审程序中被“纠正”,故其必然利用监督权,甚至扩大监督权的范围,对裁判结果施加影响,这对于对方当事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总之,检察院的民事抗诉权,不仅使自身法律地位受到挑战,而且也与现代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发生冲突,并且在实践中也会给司法运作带来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当事人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享有申诉的权利,这是三大诉讼法皆予认可的,而且民诉法中还明确将“申诉”表述为“申请再审”。但是,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并未将申诉、申请再审表述为再审之诉,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仍然是将申请再审按照申诉予以处理。同时,由于法院决定再审权以及检察院再审抗诉权有着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职权再审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故无论是申请再审还是申诉,皆难以得到司法机关的及时回应。

(四)再审理由设置不合理。

 三大诉讼法就法院决定再审以及检察院再审抗诉的理由多规定为“确有错误”;而就当事人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的理由多有具体规定。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有:“(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4)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导致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第185条就检察院再审抗诉规定的理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相比,除了少了上述第一种情形外,其它四项完全相同。应当说“确有错误”作为再审理由,似乎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过于抽象和笼统,在职权再审为主导的再审模式下,如此宽泛的再审理由必然为再审程序的启动大开方便之门。再就上述“主要证据不足”的理由而言,现代民事诉讼实行的是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其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不同,并不以证据充分为要求。尤其在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理念下,还要以主要证据是否充足来作为民事裁判错误与否的衡量标准,显然是落伍了。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再审理由,硬性强调以“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定”为附加条件,这又与现代司法追求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理念相违背。如果说程序错了,尤其是在涉及当事人基本权益保障的程序上出了差错,如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没有管辖权却硬行裁判,以及未能合法传唤当事人致使当事人未能出席庭审而败诉等,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若还要以裁判结果是否公正来作为是否启动再审的衡量标准,这显然不利于程序公正价值理念的树立。

(五)再审不受发起时限及次数的限制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皆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但是,对法院决定再审权以及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的行使,是否要受两年发起时限的限制,或者是否受其它时间的限制,三大诉讼法根本未作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决定再审以及检察院抗诉再审皆不受发起时间限制,至少不受两年发起时间的限制,这显然是法律规定不完善的表现。

2、再审无次数限制也是很不合理的。就诉讼过程而言,再审程序不是一种普通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程序,它是对错误裁判的一种补救,这种补救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不应当是无止境的。否则,不利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当事人诉讼的重要目的,是要通过司法手段将自己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紊乱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下来,以期使争议的诉讼标的尽快恢复到正常的流转之中。如果判决、裁定生效以后,可以无次数限制地再审,必然会使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性遭到极大破坏,使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对于当事人权利的正常行使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二、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问题的根源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再审制度,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影响

经济决定政治,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自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即国家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来直接指导、调整国民经济,规划社会生产以及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体制。究其实质,体现为落实国家各类计划的活动,而不是经济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各类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也被理解为是国家各类计划在落实和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这就决定了以这种权力型经济体制为基础所形成的传统诉讼观念必然体现国家本位主义。以国家本位主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由于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基于国家政策的需要来制定、设计法律,则必然破坏立法的公正性,导致程序规则制定和设计中的非理性化和非科学化倾向。实质上就是纯粹从国家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设置诉讼程序和各诉讼主体之间具体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具体来说就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案件”,反映到程序的设置上自然体现为以法院为中心发现案件客观真实,并保证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终极结果的裁判的正当性的程序模式,具体到再审审判程序的构筑上,自然以权力监督为基点,即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为有错案,才有审判监督庭,如果没有错案,就不必在各级法院都成立审判监督庭。成立审判监督庭的目的是纠错案,维护既判力不是成立审判监督庭的初衷。虽然维护既判力与纠正错案形式上有矛盾的一面,但是,我们维护既判力是维护那些正确判决的既判力,绝对不是维护错案的既判力。因此,在再审程序制度的设置过程中,必然大量地体现国家的权力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的立法思想的影响。我国民事再审立法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思想在一般意义上无疑是对的,但是当把这一思想不加分析的运用到民事诉讼程序上去时,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了,如果把它强调和运用过头了,真理可能会变成谬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再审程序的纠错、监督功能被无穷放大,而救济功能则被极端忽视,以致于再审制度的许多规范不科学,造成再审程序滥用,案件被反复拿来再审,诉讼效率低下,终审不终,破坏裁判的稳定性,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司法机关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如果完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来设置再审程序,那么纠纷的解决将永无尽头。这也是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存在问题根源之一,即再审立法宗旨的偏颇。

(三)我国法院人才素质的良莠不齐也是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法官必须具有超群的素质。当法官不仅仅是一个案件的审理者,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裁判者的时候,裁判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法官的个人素质,而不是法院的整体素质。而法官人才素质的良莠不齐、极少数害群之马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官队伍的形象,损害法院系统的声誉,而且在实体的审判上也会造成错案、冤案,而当事人对于这样的错案、冤案就会寻找各种途径去申诉,那么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又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事再审程序具体的法律建议

    如前所述,由于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本身存有的弊端日渐凸显,已很难适应当前新形势和新任务,也很难确保司法公正,因此从根本上改革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已迫在眉睫。但改革能否顺利启动、能否健康推进,解放思想、更新理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重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时,首先要从法理基础角度出发,进行理念的彻底更新。重要的从“有错必纠”到“依法纠错”理念的更新和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理念的更新。

目前,我国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法律规定过于简陋,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提起民事再审程序与其他程序的区别,在操作上存有一定困难。因此应在制度上重新设计和构建符合现代诉讼规律的民事再审程序,使之既能及时纠正裁判错误,又可防止滥用民事再审程序,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的看法:

(一)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

法院在民事诉讼在红处于中立者的地位,然而法院凭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难以保持中立的地位。同时,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对生效裁判,即使有错误,只要当事人不提出异议,法院就不应当主动干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绝大部分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了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

(二)弱化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再审抗诉权。

民事案件的特点在于是私权利益争议的案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不受限制的广泛抗诉权力,使得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利益法律代表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模糊起来。司法实践中,诸如人民检察院抗诉出庭的身份、调查取证的权利、抗诉与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的关系等,皆难以满意解答。为此,应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统一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诉,应限于生效裁判结果危害到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三)强化当事人直接提起再审的权利。

再审程序的启动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从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要求出发,其发动理所当然应悉听当事人自便。然而,尽管民诉法对当事人直接提起再审的权利作了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机制,从而使当事人在申请再审时,尤如进入了一个没有法定程序的“雾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诉权的存在。同时,国家公权力提起再审的存在,亦使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地位虚化。为此,应借鉴国外惯例,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确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导的理念,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主渠道,确保当事人的再审诉权不受侵犯,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

(四)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事由。

民事再审事由即法院审查应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或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现行民诉法对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由是采取概括性的规定,且过于笼统、宽泛,涉及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到违反法定程序等多种情形,缺乏可操作性,与新的证据规则亦难以相容,无法达到严格再审标准和限制再审的目的,这实际为随意提出再审要求,随意再审改判打开法律依据的缺口。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而科学地设定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目的-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衡平。为此,应对发起再审作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可从程序方面和实体方面作出规定:

程序方面的事由有:1、裁判法院无案件管辖权的;2、审判组织不合法;3、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4、办案人员犯有与案件有关的职务犯罪的;5、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即作出判决的;6、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审理或判决的;7、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8、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或超越诉讼请求事项作出裁判。

实体方面的事由有:1、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证据,后经司法认定系虚假、伪造或变造的;2、裁判生效后发现新的证据,足以撤消或变更裁判;3、裁判与前后就相同的事实或者同一法律关系作出的另一生效裁判相互矛盾,或者作为援引基础的另一生效裁判已被撤消、变更;4、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5、判决显失公正。

    (五)限定再审次数。

任何一个诉讼都应当有一个终局。就诉讼过程而言,再审程序不是一种普通和必经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程序,它是对错误裁判的一种补救,这种补救应当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不应当是无止境的,否则,不利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无论从国外还是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并非诉讼的次数越多就越公正,案件的质量就越高,相反,无休止的诉讼只能无谓地增加诉讼成本,令当事人疲于“奔讼”。 我国现行民诉法对于案件被再审的次数未作限制性规定,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再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我国法律及司法的信任。万鄂湘所言非常形象地揭露了这一后果,他说:“这种翻烧饼似的再审正在自毁我们的司法权威”。再审无次数限制使终审不审,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使当事人长期陷于诉讼,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从维护再审裁判的既判力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再审的次数进行限制。

结束语

民事再审程序是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的作后一道防线,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最后一个关口。再审程序的改革,面临着传统申诉观念根深蒂固、检察监督权日益扩张、法律修改相当迟缓等多方面的难题。它不仅需要人民法院的切实努力,而且还有赖于检察部门的配合,学者的呼吁,老百姓的支持以及立法的最终修正。笔者认为,在重构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时,不仅要认识、分析它的弊端与缺陷,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符合现在司法趋势的基本理念,以再审之诉的理念为核心内容,同时树立给予救济、有限再审、依法纠错,再审程序独立的理念。相信不久的将来,再审程序改革必定能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合理而又有序的再审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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