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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发布时间:2016-12-30    

   

        研究和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对于人权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精神病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不能因其弱势地位而受到戕害,不因其特殊性而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更不能无视其存在价值。构建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确定当事人的范围和主体性地位,规范该程序的启动权限,保证刑事强制医疗能够成为维持社会安定,帮助精神病人早日康复回归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仅顺应了社会防卫体系的发展方向,更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设置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使强制医疗措施的启动和执行回到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当中,以实现正确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既可以降低有暴力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的危险性,帮助精神病人得到公正的对待,又可以保证当事人在透明的刑事强制措施下获得救助,使当事人的权利受到充分的保护和救济,避免变相监禁和处罚。

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规定强制医疗后,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程序,随着“被精神病”现象不断出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以特别程序对强制医疗做了框架性规定。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层面,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但可以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者的有机统一,更能够成为维系理论和实践的纽带,实现程序法公平、公正的诉求。

一、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概述

    公民的权利和尊严能否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尊重,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所面临问题,因此研究该程序对我国所倡导的司法公平和人权保障都有着重要意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研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顺应了社会防卫体系的发展方向,更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刑事诉讼过程中,使强制医疗措施回归司法程序,正确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但可以降低有暴力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的危险性,帮助精神病人得到公正的对待,又可以保证当事人在透明的刑事强制措施下获得救助,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受到充分的保护和救济,避免变相监禁和处罚。

   (一)刑事强制医疗的含义及特点

    1、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含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强制医疗主要适用于精神病人。由于患有性病的卖淫、嫖娼者属于社会卫生问题,与犯罪问题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本文所称的强制医疗是针对精神病人所采用的强制医疗措施。

刑事强制医疗作为一项特别程序,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为了解决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且要及时的维护社会治安,并保证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和救助。在国外,实施过危害社会的行为或具有可预见危险性且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精神障碍患者以及痴呆低能者都是强制医疗措施的对象。少数国家规定对醉酒和服麻醉品中毒的人也可采取相应措施。根据各国法律规定,其具体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1)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至诉讼时精神仍未恢复正常者;(2)在实施犯罪行为时精神正常,诉讼时患精神病者;(3)在服刑期间患精神病,失去辨别是非能力,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者。由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刑事强制医疗并不是诉讼程序,虽然它是刑事诉讼法当中的特别程序。另外,刑事强制医疗并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而是具有社会防卫价值。以特别程序来规范刑事强制医疗,正是应对该程序独特的社会防卫价值的有效手段。

    2、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特点

世界各地精神病人危害程度不同,因而各国强制医疗制度也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但是,强制医疗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即针对精神病的特点,立足于治疗疾病、保卫社会安全,促使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因此,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强调建立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该种以精神病人为对象的司法程序的特点在于:(1)程序的独立化。强制医疗程序的独立性就是强制医疗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法律地位的确定问题。首先,独立性由其性质决定,而且刑事强制医疗仅仅是一种刑事实体措施,不是刑罚,它并不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其次,强制医疗程序的定位不同于其他刑事诉讼程序的定位。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程序,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诉讼,实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也是为了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行为,并且保证精神病人能够获得有效的治疗,使精神病人摆脱自己的行为而获得安全,使他适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程序的司法化。从国家立法来看,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的程序被毫无例外的纳入刑事诉讼法律之中。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律理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他们认为:“医疗性强制方法不是刑罚方法,而是一种同限制公民自由有关的国家强制方法。因此,这种方法只能由法院在审判庭上决定。”由法院来决定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是为了保障国家权力能够合理合法的解决精神病人刑事责任问题,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正如凯尔森所言:“法院的实际组织和程序提供了比行政机关的组织和程序更强的合法性保证。这无疑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将那些与行政职能联系的司法职能交付法院的理由。”3)程序的保护性理念。任何刑事司法程序都建立在其司法理念基础之上,惩治犯罪、保护人权是刑事司法程序的理念之一,但作为一项特别程序,刑事强制医疗除了上述理念之外,还偏重于保护和医疗救治。

    3、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

    社会防卫价值在国外,刑事强制医疗是保安处分的一种,而我国并无保安处分制度,不管是刑法还是行政法都没有保安处分一词,更没有关于保安处分的专门立法。但类似保安处分功能的防御措施确实存在于我国法律体系当中,这类预防性措施被学者称之为“保安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强制医疗。实施预防性措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对那些有人身危险性但无责任能力的人进行适当的矫正或者防范,使其不至于危害社会。

当前国际上所普遍强调的社会防卫论形成于二战之后,强调人文价值理念的回归,同时西方国家还要求尊重法治和社会正义,民众的个体人格也需要得到尊重。不能因过分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忽略了对个体价值和权利的尊重,更不能为了打击犯罪而过分依赖社会防卫措施。社会防卫运动的杰出代表格拉马蒂卡,在1961年出版的《社会防卫原理》一书中提到,社会防卫的重心是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不应该仅仅是出于保障社会安全这一客观目的。既然行为人具有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并非是行为人意志自由的表现,而是由自然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因此社会和国家应该承担责任,消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国家负有教育和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的义务。

在刑事案件中,实施犯罪的精神病患者是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实施的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不确定性特征,往往出现对象不特定、时间不固定、地点不固定以及手段的残忍性等。根据2001年召开的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资料显示,当时我国各类精神病人约有1600万人,能够发生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约占患者的10%左右,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约160多万。十几年过去了,精神病的患病人数绝对不会少于当年统计的数字,在当前生活、工作压力都普遍较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精神病的患病几率会显著提高。因得不到长期有效医治而危害社会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想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必须通过立法来进行程序设置,让刑事强制医疗措施成为防卫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有力保障。

   (二)人权保障价值

    “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已经是一个贯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桥梁性问题”,“人权具备着确立社会基本价值及社会未来走向的功能”。人权要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同理,判断一个法律是否是正义之法,也要看其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可以说人权保障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所在。

    一个国家文明和法治的水平可以从这个国家对人权保护的程度来判断,没有人权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法治和文明,因此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政治任务。曾有学者说过:“与人权联系最密切、人权保护要求最迫切的无非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与刑事诉讼的目的紧密相关,因为刑事诉讼不仅要控制犯罪,更要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注重保护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涉及当事人的自由等一系列基本人权,因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护也显示出其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许多国家不仅在刑事诉讼中详细规定了人权保护的具体内容,甚至在宪法中也作了规定。现代世界主要法治国家,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基本人权。这就是刑事诉讼权利的宪法化,将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反映了刑事诉讼基本人权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人权的有力保障。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精神病人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自由和尊严,其权利不因其患有精神病就被无视,其价值应当与普通民众相同。甚至,我们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关怀,因为他们的弱势地位而更要注重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强制医疗从产生到发展到进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侵犯人权,滥用职权的现象。因此,社会呼吁刑事强制医疗司法化,而构建法治社会也需要的司法化的强制医疗。只有实现强制医疗的法治化和程序化,才能使权力得到节制、权利得以实现。

   (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要求

    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刑事诉讼原理》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所谓的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可以说,正义的法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相当重要,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应当享有机会来参与整个决定和执行过程,从而使裁判结果容易被当事人接受。确保程序主体有权并很好的参与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参与可以对决定程序施加控制,就此意义而言,参与促进了自尊。……决定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具体事情中考虑与索要决定的问题相关的事件或规范;在这样的情形中,失去控制会对自尊构成极大的伤害。

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决定必须建立在正义的程序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正义的刑事医疗强制程序,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的权利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他们的诉求和辩解才能得到充分的陈述,否则精神病人的权利就会被漠视,甚至被非法剥夺,他们自然也得不到充分的救济。为了保证参与者的参与不仅仅流于形式,作为中立的法院裁判机构必须确保各方均能够有提供主张和证据的机会,拥有答辩准备时间,所有提出的意见和证据都有被法庭考虑的机会。只有这样,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才能有机会保护其自身权益,构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通过程序公正的保障,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和实施现状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现状

高铭暄教授在其著作中曾说过:“刑事强制医疗是一项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规定强制医疗,实际上在1979年刑法的起草过程中,就曾有人提出过对实施犯罪行为,但却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政府强制医疗的问题,但后来经过多次讨论,1979年刑法立足于我国当时精神治疗机构不足的实际情况,没有像某些外国刑法典那样规定政府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措施。

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属或监护人承担危险精神病人的疗护责任”,这对于防卫社会和保护精神病人基本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些严重的暴力型精神病人的行为非其家属或监护人力所能及,也有些重度精神病人根本无人愿意看护。这样一来,如果放任不管,不免成为社会的一大祸害,基于此,修订后的刑法健全了强制医疗制度,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19874月,经国务院审核同意的《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当地政府,在解决经费、医护人员来源的条件下,从速筹建精神病管治院。”从目前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来看,强制医疗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适用对象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以专条独立规定的强制医疗,对于普通刑事犯罪人并不适用,而是适用于特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第二,刑事强制医疗是通过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避免他们在无意识或无控制能力时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达到保障社会安全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在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专门性治疗,使其恢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重新回归社会。第三,刑事强制医疗是带有强制性的刑事实体措施。但刑事强制医疗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司法机关不能过度干涉。

2012年《刑事诉讼法》制定了专门针对强制医疗的条文,从适用条件、申请程序、到审理复议都有了专门规定。这些规定弥补了以前法律规定的不足,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明确了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程序,赋予了检察机关以监督的职责,使得这项制度更加的人性化和规范化,是不小的进步。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现状

    自强制医疗制度设立以来,中国的法学界并没有对这个针对特殊弱势群体的制度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其讨论也不像诸如劳动教养等制度那样如火如荼,专门阐述此论题的著述相对较少。即便如此,关于强制医疗的法律性质却一直是众说纷纭,强制医疗制度经由刑法规定,且能不定期地剥夺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看似是刑事处罚的一种,但是其又不是一种刑罚,故此难以有令众人信服的结论。

从精神病患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来看,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由精神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强制医疗对象进行认定,但鉴于现行司法鉴定的混乱体制,精神司法鉴定机构不能很好的履行这一职责,因此实践公民基本人权极易被侵犯,出现了许多正常人被非法强制医疗。同时,也正是由于混乱的鉴定体制,导致一部分严重精神病人却被家属私自监禁或遗弃。目前我国执行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机构是安康医院,隶属于公安机关。值得一提的是安康医院是盈利机构,因此,必然会追逐其私利,故此需要对其进行监督。实践中,司法机关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却中立有余,敏捷不足,司法的被动性和冗杂的程序使得司法机关难以及时有效的实现救济;此外,行政管理经验和精神医疗专业知识的匮乏,使得司法机关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审查监督中,只能借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缺陷

    在我国,刑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非常简单,适用对象单一,适用条件模糊,由于缺乏程序法的详细规定,因此导致了实践中操作的混乱。目前,法律并不承认犯罪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以及犯罪时精神正常但在诉讼过程中因精神病丧失应诉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仅限于实施了法定暴力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危机他人或公共安全,并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但我国强制医疗的程序缺乏足够的公开和透明,在公检法三机关的权责分工方面也面临许多实际操作问题,权责不明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缺陷

1、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知,目前我国适用强制医疗的条件依然比较窄,排除了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危及他人或公共财产的暴力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也不在强制医疗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本文认为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界定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不完善的,难以充分的保护因为精神病人收到侵害的法益。过窄的限定还会让许多可以接受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陷入刑罚处罚的境地。不但不利于对他们精神病的治疗,也不利于对精神病人人身权益的保护,对精神病人而言,刑罚处罚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治疗才是解决他们犯罪隐患的有效途径。人民法院享有刑事强制医疗的法定启动决定权,因此判断被告人是否有“再犯可能性”也成为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但判断有无再犯可能性是专业的精神鉴定领域的课题,由精神科医生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做出专业的判断才更有说服力,在鉴定的同时还可以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判断,对此我国法律未加以明确。

另外,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强制医疗程序只有到了“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适用,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一般情况下仍然是由精神病人的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这一指导性规定较为笼统,缺乏操作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有效操作。因为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所犯的罪行一般较为严重,而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缺乏专业的精神病医学知识和必要的医疗器具,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和治疗,而且社会公众对精神疾病往往存在恐惧或歧视的观念,谈之色变,更遑论严加看管,同时照管这样的精神病人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由于很多家庭为此而放弃照顾看管精神病人,导致精神病人们依然存在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其次,刑法中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必要的时候”,没有规定什么条件下是必要的时候,针对这种情况只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那些暴力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人身安全并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加以控制和治疗,但就会产生上文所释的问题。因此,强制医疗的适用也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不但应该明确适用程序的范围,而且也应当规范法律规定,让各部法条能够相互呼应而非相互矛盾。

2、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单一

    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不难看出,刑事强制医疗措施适用对象仅限于精神病人,却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了“精神病人”的内涵,我国其他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犯罪主体作出界定和解释。从我国刑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刑法中“精神病人”的定义与医学上精神疾病患者的定义截然不同,前者在于说明和规定精神障碍者的法律能力等问题,而后者主要着眼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的需要,这必将使他们对其内涵的理解产生差异。刑法学界和司法精神医学界在研究和规定精神障碍者有关法律能力等问题时,通常会对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的含义采取扩张说或广义说,精神医学中狭义的“精神病”概念很难满足刑法学界和司法精神医学界的研究需要。尽管在扩大“精神病”的概念范围及具体理解上存在着诸多主张,但焦点问题主要是针对 “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人”能否受到强制医疗制度的规范。

目前,那些不能完全丧失控制能力或者辨认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处于正常状态,但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精神问题而失去诉讼能力的人,并不在强制医疗的调整范围之内。根据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实际操作来看,强制医疗的对象不应该限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只有适当的扩到适用范围,才能更好的规范此刑事特别程序,也能够更好的保护法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3、强制医疗程序缺少具体实施细则

    程序是实现权利的途径,从《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程序方面的不足。

    刑事强制医疗案件通常在审理中采取合议庭的形式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医疗专家是否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也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申请人如何行使辩护权的问题。同时,《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负责送交任务,但却没明确规定医疗场所,由于存在公安机关统一管理的安康医院和其他特设的医疗机构,在执行场所的确定中,就产生了很多执行问题。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享有法律规定的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权,但在实践中,被强制医疗的人往往因为自身患有精神疾病而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即便能够正确表达也难以获得医疗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的认可,当自己的申请权无法有效的行使,又没有近亲属协助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如何获得救济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法律规定被强制医疗的人由强制医疗机构定期进行诊断评估,但却没有规定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评估,这样就使得该评估制度名存实亡。

令人庆幸的是,检察机关已经被《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职能,转变了以往由公安机关自主决定而无人监督情况,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但是人民检察院监督强制医疗的执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对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目前,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只存在原则性规定,具体的程序立法还存在空白,难以充分发挥人民检察院应有的法律监督职能。

4、缺乏统一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标准及程序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犯罪的人员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准确的司法精神鉴定,那么就无法确定犯罪人的精神状态,也无法准确判断犯罪人的行为能力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适用标准。虽然法院是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机关,但司法工作者并不具备专业的精神医学知识,无法准确判断,只能依据专业权威的司法精神鉴定,曾有位法官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由此不难看出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即便如此,我国司法医学鉴定在实践中却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缺乏统一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标准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我国截止到目前没有规定统一的精神鉴定标准,对精神病的内涵和外延也没有统一界定,这就导致在不同的鉴定机构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鉴定结果。这就必然导致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过程中也无法准确一致的做出判断,不但会产生案情反复,多次鉴定的问题,也浪费了司法资源,使得案结事不了,激化纠纷矛盾。其次,由于我国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机构的立法规定较少,导致目前存在鉴定机构良莠不齐的现象。依照分散在《刑事诉讼法》、《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中的零星规定,除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及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之外,符合条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从事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放宽鉴定机构的准入机制固然会增强鉴定机构的良性竞争,但也造成了实践过程中的选择无序、重复鉴定、鉴定机构运行混乱、鉴定结论无权威性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启动也存在控辩双方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法律赋予公检法提出启动鉴定的权利,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当事人及近亲属、辩护人等的诉权,他们仅仅拥有对于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权,最终的决定权仍在法院。由此可见,公检法实际控制了鉴定程序的启动,而当事人想要启动鉴定程序则困难重重,这不仅使诉讼双方权利不平等,更违背了程序正义理论。

   四、强制医疗程序执行混乱

   (一)司法机关之间及其内部缺乏衔接机制

刑诉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刑诉法司法解释第535条规定了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由公安机关送交医疗。第53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决定或解除强制医疗不当的,在收到法院决定书后二十日内可以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律没有对公安机关送交医疗时需通知检察机关作出规定,也没有对法院在决定或解除强制医疗后一定时间内需将决定书送检察机关作出规定,从而致使公、检、法三家难以有效衔接,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监督的失位。如贵州省2013年开展的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中有两例案件,均是靠检察干警在工作中通过自行发现案件信息,进而主动监督的。实践中,精神病人被公安机关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后,要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再向检察机关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公安机关如通知检察机关不及时,则检察机关可能在案件移送后才知晓,此时就谈不上对临时性保护措施的监督。

此外,检察机关内部也应建立衔接机制。刑诉规则只规定了由公诉部门监督强制医疗的申请和决定,监所部门负责监督公安机关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是否不当及强制医疗的执行,尚无两部门间如何衔接的规定,因此实践中容易出现强制医疗已经执行完毕,而监所部门却还一无所知的现象。刑诉规则第五百四十条规定了由公诉部门对强制医疗的申请和决定进行监督,在通常情况下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收到法院的决定书副本,这时候需要公诉部门及时将决定书副本送达监所部门,这样监所部门才能及时监督对强制医疗的执行情况。2013年贵州开展的其中一例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就是某县院监所科长通过该院信息简报得知公诉部门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后主动与公诉部门联系开展监督工作的。 

(二)治疗机构不明确

强制医疗的执行机关如何确定,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实践中,通常是将精神病人送至公安机关管理的安康医院管理治疗,通常的精神病院不在此列。安康医院属于公安事业编制,在业务上受卫生部门指导,故此安康医院具有以下的特点:性质特殊,既是执行场所又是医院;任务特殊,既要监管又要治疗;收治对象特殊,既是违法者又是病人;管理特殊,既要严密看护又要精心治疗;治疗特殊,既有强制性又有科学性;岗位性质特殊,既是警察又是医护人员。

实践中强制医疗的安康医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法律规定不明确。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缺乏法律程序规定,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判决后由哪个机构负责执行。安康医院的收治权限仅在各省市的地方性条例中加以规定,因此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住院条件、出院标准都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其次,精神病人的住院需求远超目前安康医院的承受能力。尹鸿伟在《精神病肇事的法律困局》中指出:目前全国还有很多的省市、自治区没有设置安康医院,全国范围内的安康医院只有20多家,2006年就有学者统计全国的精神病人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600万人,其中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大概有1.6—3.2万人。目前的安康医院远远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患者群,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妥善收治。再次,经费问题突出。目前安康医院的财政来源仅依靠收治的精神病人所缴纳的费用,安康医院没有获得专门的财政拨款,入不敷出。最后,重管制而轻医疗的问题在安康医院普遍存在,安康医院成为了变相地拘留所、监狱。

(三)检察机关难以形成有效监督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其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这一措施已经是对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的强行限制,而它的性质、申请程序、审批决定程序、需要哪些法律文书、是否向其法定代理人告知保护性约束的时间、地点、方法等等,法律均没有明确做出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扩大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采取约束措施以及久拖不决的办案活动无法有效监督。同样,需要补正的案卷材料,检察机关是否退回公安机关,补正期限怎么限定也无明文规定。如路元香强制医疗案,2013129日案发,经法医鉴定路元香无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后,公安机关撤销刑事案件。检察机在2013510日收到案件材料,对公安机关的前期工作,行为人是否具有需要强制医疗的条件、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危险、关押看守所是否是最佳的暂时性保护措施,临时保护约束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检察机关根本无法监督。

(四)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

现行刑诉法和刑诉规则规定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由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但实施以来,监所部门新增八项业务,但监所部门的检察人员却未得到充实,甚至有的基层院监所科只有一至两名干警,人员少,年龄结构偏大、人员能力素质不高的问题突出,监所干警要兼顾驻所检察、羁押必要性审查、社区矫正监督等多项日常监督工作,以及统计数据、材料报送、调研等基本工作,且缺乏强制医疗监督所需的专业知识,致使在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中,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如公安机关送交执行是否有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机构收治被强制医疗人是否依照法院决定书、存不存在私自解除强制医疗、是否发生虐待被强制医疗人的情形等。匮乏的专业知识,导致实践中强制医疗机构的单方面意见成为检察干警确认其是否进行了必要治疗,是否应解除或继续强制医疗的唯一依据,这种仅在程序上的监督,使得被强制医疗的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不符合解除强制医疗条件的,若强制医疗机构由于经费等原因出具诊断意见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检察干警也不能及时发现。因此,加大对检察干警的能力素质培训势在必行。

   五、强制医疗程序鉴定程序缺陷

  (一)精神病鉴定机构选择不明确

有效的司法精神鉴定是判断一个人精神是否有问题的一个人的依据,更能够作为判断行为人行为能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中,司法精神鉴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司法精神病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司法人员对精神病学缺乏专门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显得尤为重要。Koch法官曾经毫无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占有如此重要、核心位置的司法医学鉴定,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却存在重重问题。毫不怀疑,由2010年遴选出的国家级十大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然而,由于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级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的效力,加上我国鉴定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国家级的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并不见得比其他机构的鉴定意见更具权威性。在2007年云南的徐敏超涉嫌杀人案中,云南省公安厅鉴定认为徐敏超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但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认为其在作案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属于限制责任能力人。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审理、执行受到上诉问题的严重影响,极大地制约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显然鉴定体制存在问题,鉴定机构的布局需要优化,如果仍然维持现状,将必然导致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无法准确一致的做出判断,不但产生案情反复,多次鉴定的问题,也必将浪费司法资源,使得案结事不了,激化纠纷矛盾。

(二)鉴定机构准入制度不够完善

在公诉案件中,公检法三机关拥有初次鉴定启动权,但与之相关的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都没有获得相应地启动权利,因此初次鉴定时的鉴定机构就由公检法自行指派或委托确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被申请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如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由此可见,除法院外,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可以设立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既可以接受本机关的委托或指派,也可以接受其他公检法机关的委托,但不受理一般的社会公众申请。公检法机关也可以委托社会上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要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考虑到侦查中鉴定是侦查的重要手段,而且侦查不但要求保密更要求高效及时,因此更多的侦查中的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来进行,虽然保证了高效和经济,但侦查机关的自我鉴定难以避免。由于自我鉴定的存在,鉴定结论不能保证其必然合理性,而作为侦查机关附属的鉴定机构,其工作人员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侦查机关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鉴定人员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上,还有对同机关的侦查人员的倾向性结论的顾及,结果,鉴定人员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有违鉴定的基本要求。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在审判阶段的依职权鉴定,虽有客观公正义务的要求,但由于鉴定意见是由其委托鉴定产生,而多次鉴定意见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可能,结果,一方面检察机关与法院可能因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疑而陷入危机,削弱其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中立色彩,影响其决定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在对鉴定意见审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多次鉴定、重复鉴定最终也可能被折中处理,甚至根据受害人与被鉴定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鉴定意见的情况,损害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

 

《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的强制医疗程序规定虽然建立了主体框架,涵盖了该程序的主要方面,但仍未解决全部问题,应从立法开始,完善配套规定,才能保证强制医疗规范进行。

   六、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刑事强行制医疗程序的完善顺应了人权保障的需求,反映了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和法治的水平。而在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护的问题特别突出、人权保护亟待完善。同样是社会的一员,精神病人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完整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他们的权利不因其精神状态而受损,他们的价值亦应当保护。此外,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他们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怀,我们需要更注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强制医疗作为一项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措施,虽不是刑罚,但由于其涉及公民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故此,只有构建严密的强制医疗体系,将强制医疗法制化、程序化,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实现强制医疗的初衷。

     (一)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立法

1、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各国规定各不相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精神病人处以强制医疗措施必须以行为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客观条件,以具备人身危险性作为主观条件。在客观行为方面,我国刑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在规定了保安处分或强制医疗的国家,大都要求这种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有的还从可能判处的刑罚方面进行限制。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其他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是启动保安处分或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条件。若无现实的危害社会行为,保安处分及强制医疗就不能采用。在主观方面,科以强制医疗处分一定要以具备人身危险性为依据,轻微违法,不具备人身危险性者不能科以强制医疗处分,虽然人身危险性在强制医疗制度中占据核心地位,亦不能忽略其对公共财产和社会秩序的破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此可以推知,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只见于对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和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形下的处罚,而在侵犯财产权利、扰乱社会秩序等侵犯其他法益的情形中,则不适用。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将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适度扩大至“严重损害公私财产或扰乱社会秩序”,但对严重程度应当明确规定,不能因此扩大执法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利。此外,对于被告人“再犯可能性”的判定则由精神科医生进行更为合理,在精神科医生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时应同时做出被告人有无“再犯可能性”的专业判断。

 另外,我国法律应当对政府强制医疗的权限进行明确规定,把“必要时候”进行明确界定,既能保证精神病人家属或监护人的看护权限得到保护,又能明确政府职能,保证精神病人的看护和治疗能够得到全程贯彻。强制医疗的适用态度应当谨慎,不但应该明确适用程序的范围,而且也应当规范法律规定。

   2适度扩大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范围

    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不具有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属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但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服刑期间患有精神病的人,能否适用强制医疗却没有法律规范。我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应该适度扩大以适应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其社会防卫的目的才能更好的实现。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强制医疗措施只适用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并且该精神病人还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这条规定不但限制了对象的适用范围,也限制了行为危害的范围,在该条规定之下,那些暴力损害公私财物,对他人实施轻伤害、扰乱社会秩序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重伤情况的精神病人也不能适用强制医疗。这样的限制过于狭窄,无法很好的实现强制医疗程序的社会防卫作用,也无法很好的减少社会上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所带来的潜在危害。

    明确界定“精神病人”的范围是扩大强制医疗适用对象的必要条件,在刑事诉讼法当中明确规定是采取医学上的精神病概念还是法学领域的精神病概念。从国外立法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精神疾病包含的具体类别,只是笼统的用精神病一词来概括所有精神异常的活动。英美法系对精神病的认定并非单纯的从医学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应该在医学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进行判断,任何导致丧失认知能力或控制能力的疾病都可以被认定为精神疾病。大陆法系一般将精神疾病分为两类,一类为心神丧失,一类为精神耗弱。我国将精神病人根据有无刑事责任能力来进行分类,更接近大陆法系的分类,但是不应当用一刀切的方式生硬的分割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

在实践操作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在收监执行时,仍然存在问题,根据《看守所条例》第十条规定,将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和罪犯送监关押时,看守所和监狱是不予收押的。由于存在不能收押执行的问题,笔者认为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纳入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之内,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还可以有效的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没有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此情形下,进行的普通诉讼难以被相信是公正的,他们也应当被涵盖在刑事强制医疗的范围之内。服刑期间患精神病的患者在司法实务中也屡见不鲜,这部分服刑人员有些能够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但是有些无法得到妥善的治疗。精神疾病具有慢性病的特点,很难自愈,因而为了更好的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益,他们也应当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的范围。

3细化强制医疗程序规定

    对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特别程序加以规定,体现了在社会防卫、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努力。但是针对该程序不够细化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完善建议:

第一,在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必须在合议庭中吸纳拥有专业精神医学知识的陪审员中。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一个较为专业的医学问题,鉴定机构、鉴定方法的选择、鉴定程序等都应当经过相关专家的审核,因此在审理过程中,吸纳精神医学专家作为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有着实际的需求,不但可以弥补法官在精神医学方面的不足,又能很好的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于提高司法的权威性也有着显著的作用。

    第二,明确执行强制医疗决定的医疗机构的产生及运行机制。目前全国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较少,无法收治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因此,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强制医疗的机构如何产生及运行,充分调动普通的精神病医院来辅助政府进行收容治疗,可以从普通精神病医院当中选取医疗业务能力强、医疗环境安全、配套设施齐全的医疗机构组成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名录。这样不但能够及时收治患者,更能够对病人进行及时的诊断和分析,同时及时对不需要继续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患者,向法院提出解除意见,确保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和落实。

第三,明确规定强制医疗程序的审限及复议期限。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却没有规定到场时间处理那些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情形,此类案件的审限恰恰应进一步明确。对那么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除应当明确指出复议期间是否停止一审决定的执行外,还应当明确作出复议决定的时限。

4、制定统一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标准,规范鉴定程序

    解决是否采用强制医疗措施的关键性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查明是否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二是判断实施危害行为时以及诉讼进行时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病情程度。因此,作为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必要前提,司法精神鉴定结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强制医疗程序能否继续。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指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运用精神医学和法学的理论和技术来研究和解决被鉴定人在涉及法律问题时的精神状态和法律能力的活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虽然在判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主观性的特点,也可能会使科学的证据产生偏差或者错误。迄今为止,医学上对多数精神病的诊断,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实验室检验手段或方法,依旧还是主要依据病史和临床表现。由于缺乏客观的检测指标和诊断标准,鉴定人在精神病鉴定方面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标准判断。鉴于上述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性,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必须严格规范鉴定结论的各项环节,同时还要注重当事人的权利平衡。

在公诉案件中,公、检、法三机关拥有初次鉴定权,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都没有这一权利,因此,初次鉴定时的鉴定机构就由公、检、法机关自行指派或委托确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被申请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问题也是如此。鉴定必须要由专家进行,鉴定人的专家身份需要经法定程序进行认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将鉴定资格固定的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有关法律和权力机关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资格。任何经过科学教育的人,任何从实践中获得特别或专有知识的人都可以视为专家。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比较完善的认证鉴定人资格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的资格审查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由于没有统一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实际上也只是流于形式,因此导致了鉴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水平有高有低,这直接影响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司法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诉讼制度的改革,也迫切要求规范刑事强制医疗司法鉴定程序。

   (二)规范强制医疗执行程序

1、确保司法机关及其内部职能部门之间无缝衔接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决定或解除强制医疗不当的,在收到法院决定书后二十日内可以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司法解释也规定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由公安机关送交医疗。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公安机关送交医疗时需通知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在决定或解除强制医疗后一定时间内需将决定书送检察机关,法律尚未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导致公、检、法三家缺乏衔接机制,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监督缺失。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应当明确各机关的职能范围和权限,同时在各机关执行时,向另外两个机关报备,以保证在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得到相应地关注和监督。公安机关对精神病人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后,必须立即通知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之后再对其进行精神鉴定,这样可以有效的缩短临时性保护措施的时间,也可以及时的监督公安机关在临时性保护措施的实施环节是否有违规超期的现象。

此外,检察机关内部也应建立衔接机制。刑诉规则只明确了公诉部门监督强制医疗的申请和决定,监所部门负责公安机关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是否不当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并未规定两部门间如何衔接,容易导致实践中出现强制医疗执行完毕后监所部门都不知晓的情况发生。因此,法院需要在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将决定书副本及时送达监所部门,这样监所部门才能及时对强制医疗的执行进行监督。 

2、明确规定治疗机构

当前法律并未规定由什么机构收治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实践中是送到公安机关辖下的安康医院,安康医院作为专门的收治机构,受公安机关和卫生部门的双重管辖。安康医院虽然成为专门的治疗机构,但其没有获得统一规定的经济拨款,其收入皆是来自于患者家属所缴纳的费用,由于治疗费用较高,很多家庭因为无力承担而长期拖欠医药费,同时作为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安康医院并无权限随意解除与患者的治疗关系,因而导致经济困难,无力运转的窘况。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安康医院可以作为收治机构,但需要法条明确规定,赋予安康医院明确的治疗权限,同时给予部分财政拨款,让政府和患者家属共同承担治疗费用,既能保证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又不过分加重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共同承担也可以避免患者家属过分依赖政府而怠于行使照顾患者的义务,也可以避免医疗机构滥用财政拨款,浪费国家经费。

同时,由于安康医院的数量较少,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本文认为可以让普通的精神病医院加入到收治强制医疗的行列中,但需选择医疗技术高、专业技术人才过硬、医疗设备先进的医院加入法定的医疗名册中,并对名册中的医院进行定期考核,保证其医疗水平。同时,对于安康医院更应当建立完善的管理和监督体系,对医院的治疗和管理进行严格的监督,避免出现医院成为变相的监狱,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甚至是受到变相虐待的情况发生。

 3、检察机关充分行使监督职能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根据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书进行审查,然后做出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赋予了公安机关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权,只要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中发现符合强制医疗要求的都应当移送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在启动程序这一环节享有一项判断到底符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任务,这就需要检察机关加强审查监督,不能让任何正常人受到强制医疗措施的伤害,也不能让精神病人脱离强制医疗措施而危害社会。

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环节,司法精神病鉴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凭借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来判断被申请人是否应当被采取刑事强制医疗措施。司法鉴定启动权的拥有意味着可以利用鉴定而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因而,在研究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程序时,必须考虑诉讼各方权利的平衡,鉴定启动权是涉及司法公正的重要问题。作为启动程序的监督机关,检查机关应当享有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启动权。无论是以当事人启动专家证言程序为主的英美法系,还是以法院启动鉴定结论程序为主的大陆法系,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启动对被告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以及正确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检察机关必须明确自己在合法性监督方面的中立地位,在强制医疗措施启动之后,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申请书是否符合要求是检察机关必须要做的事情,如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性保护措施过程中行为是否得当,有没有虐待殴打被申请人的情况。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的权利,但是却没有对公安办理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期限进行规定,因而检察机关对临时性保护措施的监督是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对被申请人人身权利的有效保护。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了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主动做出强制医疗决定的规定,这条不仅没有禁止法院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反而更加鼓励法院变被动为主动的启动强制医疗程序,从另一方面鼓励了法官实行自由心证,也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完全背离了审判中立、控审分离的原则。如果不介入检察机关的监督,那么法官的错误审判就可能伤害那些不需要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甚至是正常人的权益。

4、有效提高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专业能力

    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限,因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便负有强制医疗的审查、申请、出庭、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任务,审查公安机关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和向人民法院申请都是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这些工作关系到强制医疗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加强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也是必要的,这不但需要实行派驻监督或巡回监督,而且还要求检察人员具备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使其可以有效履行监督职能。

    目前基层检察院或监所的工作人员普遍存在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匮乏,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无力承担监督职能,因而必须有效的提高其专业能力,不但应增加专业知识培训,更应当聘任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进入检察机构工作,减少培训的时间和过程,同时更能够很好的完成监督任务。

  (三)规范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鉴定

1、明确强制医疗精神病鉴定机构的选择

    现行《刑事诉讼法》取消了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删除了原刑诉法中“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的规定。对鉴定机构的范围限制的取消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因为进行鉴定活动的鉴定机构不仅包括医院,还有相关科研机构。这些鉴定机构完全具备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资质,因为他们同样拥有大量的鉴定技术、设备和鉴定专家。相对于治疗病患的本职工作,鉴定工作属于边缘化的附属工作,从经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医院的工作重心是对病患的治疗而不是司法鉴定。

本文认为,应当选择独立机构作为鉴定机构。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收治医院可能会利用其专业性的技术和设备,从而做出不公正、不客观的鉴定结论,独立的鉴定机构与精神病患者不存在利益关系。同时,应当随机选择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机构同时进行司法精神鉴定,以提高诊断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对于独立鉴定机构的选择,应当制定权威的鉴定名录,将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列入,在鉴定时随机选取鉴定机构,同时还可以允许具备精神鉴定资质的专家进行监督,以保证鉴定结果的公正。

2、规范司法精神病鉴定准入资格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由此可见,除法院外,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可以设立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既可以接受本机关的委托或指派,也可以接受其他公检法机关的委托,但不受理一般的社会公众申请。公检法机关也可以委托其他机构鉴定。这样的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对于司法公平公正来说有负面的作用,他无法使公众相信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和公平性,往往出现患者或家属不承认鉴定结果的情况。而这些规定也没有明确的说明鉴定准入标准,这与法律的明确性原则相悖。

     本文认为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准入资格应当明确要求其不但需要具备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应当拥有先进的医学设备,良好的医疗鉴定条件,同时还应当定期的参加资质审核,在各个方面严格把关,保证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鉴定机构列入国家级的鉴定名录,对拥有鉴定资质的独立的鉴定机构授予鉴定资格,禁止公检机构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允许公检法和患者家属分别委托专家进行监督,保证鉴定结果的透明和公开。

对于鉴定人准入资格,可以借鉴我国律师准入制度的设计,鉴定人不仅要通过全国司法鉴定资格考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而且还要在医疗机构实习满三年,之后才通过申请和考核获得司法精神病鉴定职业资格。获得职业资格后,还需要参加全国权威鉴定专家的考核,对申请人的业务能力进行等级评定,通过最低评定标准后,才可获得执业资格。鉴定人可以定期参加等级评定审核来提高自身的鉴定资质。

    精神障碍患者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现象日益增多,出于社会防卫和医治救助的目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构建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对待精神病人的治疗问题上,设立强制医疗制度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各国对于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大多比较完善,不仅在实体法中详细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而且在程序法中规定了适用强制医疗的具体步骤。笔者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强制医疗实施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虽然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做出了规定,但是距离司法实践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在适用对象的范围、适用条件以及司法鉴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行政化作风,对实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化、诉讼化意义重大。另外,《刑事诉讼法》所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能否实施,如何实施都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项法律制度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现实基础,其改革与完善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循序渐进。本文立足实际,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完善强制医疗程序的措施,为该程序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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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执行局王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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